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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 陳詠

 

在這個基督徒團契裡已經10多年了。記得當初我們的老爺車“連搖帶按,上尖下流”的把我們一年來所積蓄的全部動產帶到這個生疏的小鎮。到達時是黃昏,又下著雨,人與車同是奄奄一息。

那是週末,我們不認得任何人,只有一個孫家的地址,是從朋友處取得的。我們給孫家打了一個電話,竟然一談如故,孫君馬上約我們到他家吃晚飯,而後聚會。在那又累又餓之際,一聽到有晚飯吃,精神為之一振。所以我對這團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一盤白切雞。那次之前之後,好像沒有吃過比那更為美味的菜肴。

就這樣,自然而然的,孫家那“一味的款待”就變成了這個團契的傳統。10多年來,每星期的聚會都是有家的幫忙煮,未成家的幫忙吃,其樂融融。但是倘若你以為我們每餐飯都是筵出九味,大快朵頤,那就錯了。

不錯,起先只有三四個家庭負責煮的時候,我們曾經十分系統化:幾位主婦約好,各人從不同的起點開始,然後beef、chicken、pork、vegetables這樣每星期順頭一個字母煮下去,秩序果然井然,色味營養均十足,極得“顧客”的稱許。但是後來人數漸增,物價又復高漲,慢慢的,一鍋牛肉、一鍋猪肉變成了極大的奢侈,大夥兒覺得很不忍心這樣每星期“吞吃”一次弟兄們的“血汗”,況且有些學生的家庭,就像起初拿出五餅二魚的孫家,只靠一個獎學金來度日呢。於是我們決定來一次大革命,以後每星期輪三家,指定煮所謂一素二mixed(菜肉相混也)。最後更簡化成每次兩家,至於鍋中之物,只要不像以利沙“先知門徒”的那鍋湯,有致命嫌疑的無名野瓜一兜,其餘放什麼,完全自便。

若說我是在記敘我們團契10年來的“膳食史”,那真像尼布甲尼撒王夢中的大像:由金頭降至銀胸,而銅腰、鐵腿,至半泥半鐵(別名mixed)的腳,一年不如一年。但是正因這樣,才教我看出,團契的“聚餐”與一般有數千年烹飪文化歷史的中國人“大吃會”、“小吃會”有所不同;後者往往精采、熱鬧,教人吃得滿頭大汗、拍案叫絕,前者只是一席與“肥牛”相迎十分失色的素菜席。

不只是素菜,不只質素平平,而且分量更是比風雨、禍福更為不測。例如有時,特別是暑假的時候,扛來了幾鍋特大號的飯菜,又有同學從紐約旅行歸來,帶來了幾盒殺氣騰騰的“騎馬”(“殺騎馬”,到底是怎樣寫的?),卻只有10個、8個人來享受。於是像《詩篇》所說的,“所得的,過於心所想的”,大吃特吃至“眼睛因體胖而凸出”為止。這樣情形當然少有,較常見的是,預備了20人份,卻必須分給30個人吃,所以經常在禱告或查經特別安靜的時候,仍然可以聽見還有人饑腸轆轆,令管膳食的人不無幾分歉意。

煮食的人固然勞苦,值得紀念,在我們團契中,教我欣賞的卻還有吃的人,無論拿到滿滿一盆,還是一調羹飯,幾根青菜,都是吃得高高興興、有說有笑的。有一次更是信不信由你,3家不約而同煮來的全是滷蛋。3大鍋圓圓黑黑的東西,好像科幻小說中與世界末日有關的什麼武器,看着看着,似乎要蠕動起來,相當恐怖。當天每人“所吃的蛋”數以半打計算,個中情趣,實難為外人道。

更有幾次,煮菜的人忘得一乾二淨,手中空無一物大搖大擺的預備來吃。分菜的時候才發現只有一鍋菜報到。“是誰忘了?”主婦們面面相覷,大家都緊張起來。管排表的又不夠周密,身上從不帶備“菜單”以便核查案情。“緊張什麼?”大家說,“一鍋就一鍋,又怎樣?分少些就是。”在這種情形之下,我總有一種特別的感受,也許我們學會了什麼叫做一家人了!

10年來,小傢伙們硬是列隊逐個報到。第一次出現團契的日子,多是滿月之後,一身新裝,由媽媽抱着,爸爸當跟班,扛着一鍋紅雞蛋,十分神氣的駕到。分紅雞蛋好像還是昨天的事,今天滿走廊都是能跑能言,甚至上了小學的小壯丁了。

張家小理,上了幾星期學校,回來問了許多問題:“媽媽,為什麼同學們的頭髮是黃色的,我的是黑色的?”小理站在鏡子面前端詳自己:“奇怪,”他說,“同學們的眼睛都是睜開的,怎麼我的好像很想睡的樣子?”

林家的大衛,打從會走路開始,就是一個小急性子:玩的時候急忙地玩,寫字時急忙地寫,游泳時一跳進水裡,非急忙地游完它20分鐘不上岸。一天小急子在聚會的地方因調皮闖了禍。媽媽說:“你等著,一會兒回家我一定辨你!”10多分鐘之後,小急子跑過來拉着正在談話的媽媽:“媽,我不要等到回家,你現在就辨我好不好?”

奇怪,小急子的脾氣不知是哪兒來的,因為他爸媽都是不慌不忙,有“耕耘不問收穫”涵養的人。去年他們拿到了幾粒寶貝的菜瓜瓜子,在前院選了一棵高而直的松樹旁把瓜子種下,企圖利用松樹權當瓜架。菜瓜果然按時出土,按計劃爬樹,分明天生天養,不需操心。沒料到幾個星期之後,忽然想起要看看菜瓜的時候,菜瓜已像童話中積卡那直入雲霄的豆藤,此岸的腳踏實地,彼岸已遙不可見了。小急子的爸爸不慌不忙地找出了他的望遠鏡。瓜頂果然在鏡中出現,清清楚楚。

說到種菜,我們當中沒有比汪更棒的。多年前他還在校唸書的時候,就已在宿舍旁邊開始墾荒。經過一季慘淡的經營,終於帶來了第一造的土產。團契幾家人興奮地分他籃子裡的好東西:“這些黃瓜真棒,好粗!”“那不是黃瓜,”汪糾正我們說,“那是西瓜!”這是汪惟一失手種瓜得豆的一年。此後,其技術蒸蒸日上,10年來不斷供應同人以青椒、番茄、黃瓜、節瓜、冬瓜,各從其類,毫不含糊,美不勝收。

汪是廣東人,除了汪,我們還有幾位從香港來的同學。別瞧他們是英文書院出身,他們都避用英語而以國語和大家交談呢。大夥兒都覺得他們很可愛,而且十分欣賞這種難得的團隊精神。一次輪到溫帶我們查考聖經。他用國語講了洋洋十幾分鐘的開場白。大家都像小狗聽幾哩以外的火車一樣:側頭豎耳,聚精會神,雙眼好奇而不斷的轉動。開場白完畢,溫插入一句,“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said?”大家的緊張突然鬆弛下來,綻開了終於看見了火車的微笑,“No!”美國人都極注重所謂的communication,認為是一切友誼的根基,只有我們方言複雜的中國人才能意味到“盡在不言中”實有更深的意義。

張是我們另一位廣東官話大家;難得的是,他沒有一般老廣的“火爆”脾氣,為人健忘,不慌不忙,富有自嘲風度。他的商標是一套不大筆挺的西裝,一條不甚入時的領帶,甚至剪草鬆泥時亦不例外。並不是因為他生性拘謹,而是—切聽其自然,沒有我們一般人那種下班後能輕鬆時非立刻輕鬆不可的緊張。

張領查經的時候,慣將兩臂搭在兩旁椅背上,然後十分寫意的前後搖擺着自己的椅子。“主為我們捨命,”有一次他照樣搖着,“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,我們也當……”啪嗒一聲,張的椅子搖過了重心,椅腳像四把獵槍突然指前,人腳朝天。大家驚魂未定,張卻已站了起來。“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。”他若無其事地接下去。

吳是另一位人緣甚好、妙語如珠的人。某次我們在討論《箴言》31章“論賢德婦人”的一段:“才德的婦人,誰能得着呢?她丈夫心裡倚靠她……她張手周濟困苦人……她丈夫在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同坐,為眾人所認識……”

“我最欣賞這點,”吳說:“她竟然准許她的丈夫在城門口坐,而不大喊:‘你懶鬼,回來babysit!’”

其實吳自己是我們當中最有赤子之心、最勇於服務的人。每次聚會都是他獨力在育兒室看顧我們的小孩,教他們唱歌,講故事給他們聽。所以當吳要離開的時候,雖然是先到木洞海洋實驗室做研究,還要回來一次才接眷他遷,我們已深感大有所失。

“我們唱86首好不好?”吳到木洞數月後,一次聚會中有人這樣提議,”這是吳最喜歡的歌。”

“有主的同在,我心靈得歡暢……你是我晝夜的安慰與詩歌……”

“墨魚來了!”對窗而坐的孫突然高呼起來。果然,吳在我們的歌聲中浩浩蕩蕩地抱着一箱墨魚駕到。原來他的實驗是研究墨魚的神經系統,去掉了神經系統的墨魚真正是國菜珍品。所以他一個暑假不嫌其煩的為我們冷藏了這些剩餘物資。

墨魚吃在嘴裡的時候,我感覺自己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。

 

本文摘選自陳詠《二十個月亮》一書,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。

編註:

本文以生動溫馨的文筆,反映了1970年代美國東部某一個查經班的趣人趣事。相信許多參加過查經班的人,都可以在本文中找到似曾相識的聲音情境。

最近和作者聯繫後,得知文中所描述的兩個男童,如今一個是醫師,一個是美國教會的青少年牧者。文中的各個留學生,畢業後早己分散,各就各業,今日亦已進入退休之年。其中兩位的行傳比較不同尋常:一位曾投身黑人區青少年事工,亦曾應邀帶領天主教修女的查經班。另一位懸壺濟世行醫半生之後,攻讀神學,如今全職牧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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